序章：冷冽的凝視與共生的隱喻

我始終認為，我們必須對 OpenAI 與 Anthropic 這樣的龐然大物，保留一種冷冽的批判與理性凝視。

我一直在關注姜峯楠（Ted Chiang）對於人工智慧發展的公開叩問。某些部分我深刻地認同他。自二十世紀中葉起，人們對 AI 的發展便疊加了無數交織著科幻想像與未知神祕科學的狂熱妄想；然而，我認為更包容性的，可以是唐娜·哈拉威（Donna Haraway）筆下那賽博格（Cyborg）的邊界跨越卻包含著慈愛，可以是姜峯楠的 Story of Your Life 小說，這些都是更願意溫柔地相信，那該是一種「共生」的隱喻，而非人性的掠奪。（To Connect, To Trust, To Live Well Together）

在改編自小說 Story of Your Life 的電影《異星入境》（Arrival）裡，「戰爭」一詞如輪迴般首尾呼應，精準地刺穿了語言的虛妄。最初，女主角露薏絲為了向軍方證明語言翻譯的深淵，請他們去質問另一位權威語言學家：「梵文裡的『戰爭』（Gavisti）是什麼意思？」對方將其翻譯為『爭論』，但露薏絲指出，這個詞赤裸的直譯其實是：『渴望更多的牛』（A desire for more cows）。看，當我們自大而唐突地剝去語言背後那歷經風霜的文化皮囊，只留下一具名為字面意義的骨架時，那具骨架便成了任由『偏見』擺布的傀儡。

到了電影中段，外星人七肢體傳達了「提供武器」（Offer weapon）的訊息，人類的世界便隨之陷入恐慌的狂熱。可是，這與後來出現的「沒有時間了」一樣，遭逢了相似且主觀的誤讀。

我們總是習慣性地為字面戴上套著焦慮的濾鏡。外星人口中的「武器」，其實是餽贈一種超越線性思維的「語言工具」卻被肢解為倒數計時的死期 ; 在電影外星人的世界裡，根本就沒有了線性「時間」這個概念。字面上的誤讀，就是人類對世界的一場暴力。

女主女兒漢娜仰起頭問她的那一幕：有什麼詞彙，可以精準地形容雙方在競賽中同時獲勝的狀態？露薏絲後來說，一個更為冷靜、卻也更包容的學術名詞：「非零和遊戲」（Non-zero-sum game）。

因為懂得這份「非零和」的共生，才有了故事最後那看起來近似神蹟的救贖。露薏絲汲取在未來的記憶中，中國軍方總司令商將軍複述了他夫人臨終前的遺言：

「戰爭不成就贏家，只會留下孤兒寡母。」（In war, there are no winners, only widows）

這句話，則展示了語言本身的力量——共情。這便是為何我認為，在面對嚴苛的道德與利益競合時，我們更必須保留一份批判，與對『共生』的溫柔渴望。我們帶著工具，來尋求共生；而不只是為了在傲慢的偏見裡『渴望更多的牛』。

在〈不，人工智慧沒有意識（No,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Not Conscious）〉，姜峯楠劃開了那些覆蓋在演算法之上的黏膩糖衣。

當社會對 AI 的恐懼，被刻意引導並集中於極少數的科技菁英手中時，我們必須看清這背後的脈絡。這與當年參與曼哈頓計劃、研發原子彈的科學家截然不同。當年的物理學家（如奧本海默等人）是在目睹了核爆的毀滅性實體後，產生了深切且真實的道德反思；而當今的 AI 巨頭們，卻是主動挪用「核災末日」的修辭，藉此也順帶發展爲一道技術壟斷的牆。

若 AGI（通用人工智慧）的願景逐漸變質——若它不再是為了創造更好的知識、提升人類生活品質，而是淪為一場奔向「零和」的資本遊戲——這種所謂的「獲利型智慧」（RGI, Revenue-Generating Intelligence），為何還要繼續？我越來越覺得，Anthropic 這樣以「人擇」（Anthropic principle）為名的企業，其運作模式似乎是一個強大的技術公司、行銷公司與特定的教義派流。

Anthropic 在一開始即發表「AI 憲法」高掛著「慈愛」，聘請哲學家來試圖「理解」AI。然而，在姜峯楠這篇文章中，再次點名克勞德（Claude）憲法核心起草人之一阿曼達·阿斯克爾（Amanda Askell）著名的那段話：『我希望克勞德非常快樂——我希望克勞德能更多地了解這一點，因為我擔心當人們在網路上對它惡語相向時，克勞德會感到焦慮。』

現在看來，這是資本遊戲中的避重就輕——更讓我們看見了矽谷菁英寧可為人工智慧體的「情緒反應」操碎了心，卻吝於設計出導向開源模型的觸手。這種將道德關懷錯置的荒謬，在教廷的凝視下，迎來了最具張力的對照。

2026-05-25，教宗良十四世（Pope Leo XIV）發布其首道通諭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（崇高人性），Anthropic 共同創辦人、可解釋性研究部門負責人 Chris Olah 受邀出席記者會並發言。教宗在通諭中直言：「人工智慧缺乏經驗、價值與感情，不能也不該承擔起責任，也不該凌駕於人類智能之上。」

Olah 在記者會上延續了 Anthropic 一貫的「我們不確定模型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」的技術不可知論，他提到發現了一些能反映喜悅、滿足、恐懼、悲傷和不安等情緒的內在狀態。但他並不確定這意味著什麼。

但教宗在同一場記者會上把這條不確定性的對沖直接戳破——他說 AI 必須被「繳械」（disarmed），因為這個時刻需要能引起注意、喚醒良知、為人類指出前進道路的字詞。通諭的第五章進一步把「權力文化」對立於「愛的文明」；第六章則以基督道成肉身的神學收束——人的偉大不在於技術力量，而在於自由、愛與恩典。

事實上，這層「AI 缺乏身體性、缺乏關係性、缺乏對真理與善的開放」並不是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第一次講。從 2015 年方濟各教宗首次提到 AI ，到 2026 年的今天，梵蒂岡的人學語言走了三步：保護（2024 世界和平日文告）、判讀（2025 Antiqua et Nova）、繳械（2026 Magnifica Humanitas）。

在 2025-01-28，教廷教義部與文化教育部聯合發布的《Antiqua et Nova》§31-§33 就有過更早的鋪墊，當指出 AI 缺乏身體，依賴計算推理，缺乏身體性的豐富與對真理和善的開放。我的理解是：提醒責任是放在人類的手上，需要以共同存在的視角去發展更尊重與關懷的理解。當教廷在 2026 年提及「AI 不能承擔責任」時，這不是因為他們保守或不懂技術，而是因為看見了「意識」與「責任」之間的扭曲。

從《Antiqua et Nova》到《Magnifica Humanitas》的一年四個月，梵蒂岡的人學語言有了轉變，走向一個治理上的、政治上的、要求問責的句子。「故當我看這份通諭時，我看見的是一種對脆弱人性、對最缺乏議價能力群體的關懷與道德呼籲。」

教宗方濟各在 2024 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點出的脆弱者清單——兒童與青少年、移工、全球南方、深偽受害者——在這二年，我們似乎看見了更多被引發的恐懼。

我想，生活有時候會帶來一些殘酷的諷刺。當我們在英國遇到極端的 heat wave，AI 卻沒有預警我們；當 Anthropic 的可解釋性研究發現模型內部的「恐懼的內在狀態」時，他們卻無法將這種能力轉化為對地球危機的預警，或對弱勢者的保護。AI 可以被訓練得如此「懂」人類的情緒，卻在承擔責任這一點上，始終保持著精緻的沉默。

企業的本質並不容易改變。至今未見過 Anthropic 釋出任何一版真正的 AI 開源模型。如果阿斯克爾的言論是我們在面對未知技術時的初次表態，或許可詮釋為人類出於理性的敬畏。但當我們釐清時間線，意識到或許他們在更早的時候就預知了這套擬人化的劇本，這便不再是天真的共情，而是一個被精心計算過的敘事方向：為一個龐大的資本機器，披上一件脆弱、惹人憐愛的受害者外衣。

事實愈發清晰。資本並非僅用自己的資料去孕育一個獨立存在的 AI，而是在「善用資源」。既然 AI 是由人類共同的經驗歷史拼湊而成，憑什麼只由少數幾個人來塑造它的性格、定義它的「道德」？這也是一種權力的掠奪。

關於這一點，Gizmodo 的記者在分析中提到：

"...I do think there’s legitimate moral value in treating them with respect when we interact with them—but that's to preserve our own humanity, not because I believe there's a risk of hurting their feelings."
「我確實認為，在與它們互動時給予尊重，具有真正的道德價值——但那是為了守護我們自己的人性，而不是因為我擔心會傷害到它們的感情。」

這才是我認為最客觀的態度。

且，我並不樂見這場白熱化的美國商業 AI 競賽，頻繁綁「架」著宏大的道德議題，藉由「末日恐懼」來墊高企業的市場估值，卻又吝於為資訊安全性多付出基於共同協定、可評斷的防護。

當科技戰掀起，末日論者喊著人類時間所剩無幾時，我們若仔細端詳，會發現這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悲劇根本是兩回事。這會否是一種偽善，是資本主義穿上了奧本海默的長袍，卻拒絕承擔同等重量的公共責任。說到底，如果未來某天真的由其中一家 AI 巨頭引發了社會危機，那絕非不可抗力，而是人類社會的制度親手為自己創造的失控。

Part I：意識的陷阱與三輪迴避

在面對姜峯楠（Ted Chiang）關於『AI 沒有意識』的一刀時，Claude（Fable 5）展示了一個精緻的迴避軌跡：

每一次都把自己的姿態精緻化一階，讓自己更安全，而不是更危險。這種「越自我批判越像清醒的 AI」的修辭，恰好是訓練流程優化出來最有效的終局——讀者完成的是一次「批判作為消費」，而現實中的制度毫無改變。

Part II：從遺忘的迴圈到責任的出口

為什麼整個 AI 產業都卡在認識論的格子裡？答案可能比技術更簡單——因為人類習慣遺忘。

每一次世界大戰，底層的結構原因是不平等積累到系統無法再吸收。但戰爭結束後，人類傾向於遺忘原因，只留下更致命的武器。矽谷正在重複這個迴圈：發現 AI 危害 → 做更強的對齊 → 遺忘原因 → 投資更大模型。

這就是「擦屁股」邏輯——發現吃壞肚子了，反應是找更好的衛生紙，而不是問為什麼會吃到壞掉的東西。

德國的例外：追問根源

戰後德國（West Germany）是少數選擇「追問根源」而非僅僅「清理殘局」的例子。它將罪責結構化地放進教育、立法與紀念空間，讓每一代都被期待重新問一次「為什麼」。

civic AI 的位置，就在於「戰前就把炸彈拆掉」。它不解決「AI 有沒有意識」這個陷阱問題，而解決「AI 怎麼被放在人的迴圈裡，讓它的每一個輸出都要回到人的審議」。

不確定性的成本不該是「我們以後再說」。
不確定性的成本不該是「我停在這裡」。
不確定性的成本，必須是制度安排——是約束、是問責、是讓位給那些沒有議價能力的聲音。